青春解码-高校学生性别与健康教育领导力项目招募启事
2015年2月13日CCTV1《今日说法》播出了名为《危险关系》的一期节目,节目以几位民警去宾馆查处聚众吸毒人员开头,在宾馆房间内查获几名涉案男性和毒品,以及淫秽录像和成人用具。紧接着民警通过调查发现涉案人员大多都是通过一款名称以B和J开头的软件进行网�联络,交易,聚众,吸毒。聪明的办案民警“深入敌后”,每人下载了其中一款软件,细心且熟练地对着摄像机演示软件的操作以及功能,查看并与附近的人聊天,随后做出“这个群体里吸毒人员比例占30%-40%”的结论,之后又通过该软件成功将一群“迷途羔羊”一网打尽。
近年来,公众对于同性恋群体的认知已经增加,去年12月,中国首例“同性恋矫正治疗”案宣判,原告胜诉。这件事情的积极意义在于,中国第一次在“判决书中明确表示同性恋不是精神疾病,不需要接受治疗”。而这一次,央视成功将舆论导向定位于“同性恋=聚众吸毒”,矛头纷纷指向“同性恋易得艾滋病”,“同性恋吸毒”这些更“显而易见”的现象。
明明是一起反毒题材的节目,却不将目光聚焦于如何从源头治理毒品,却花大量篇幅宣扬同性恋群体与毒品的紧密联系,夸大智能手机交友软件的坏处甚至刻意渲染恐怖气氛,甚至从节目名称“危险关系”就可以看出有意在抹黑同性恋。
在该节目中,我们认为存在着以下问题:
1. 警方以此判断同性恋群体中吸毒人员占到30%-40%的依据是,两个陌生在打招呼时会用“Hi”,“Hi”则是指暗示对方要不要吸食毒品的暗号。但我们想对警察说是的是:该软件只要被人关注都会默认收到对方一条信息:“Hi,帅哥,我关注你了。”这只是双方建立沟通的一个问候语。
2. 节目中的警察和嘉宾反复放出“首先我们不评判他们的价值取向,但是……”的言论。众所周知,1997年同性恋在中国实现了“非罪化”,2001年,同性恋在中国实现了“非病理化”,既然都不是罪和病的情况下,警方这样的言语、这样的话中有话实在让这一群你不评判价值取向的人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3. 节目中将同性群体性行为和危险性行为概括为吸毒后的衍生行为,以至于造成艾滋病的传播和道德的缺失,似乎他们觉得同性恋在一起之后,就是吸吸毒,群群P,传播传播疾病,就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了。
4. 《今日说法》以前关于缉毒反毒的题材足够多,但是节目中从来没有追究过吸食毒品的男男女女是否相识,通过什么渠道认识,吸毒和做爱有无关联,也从未谈及他们的性取向。然而这次仅仅因为抓到的人的是(男)同性恋,便一再强调这些人通过交友软件联络并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和性行为,对同性恋群体以及交友软件都造成很大伤害,实在有失水准。
这个时代和社会已经很浮躁和喧嚣,可能我们花上几年十几年为正名用血汗辛辛苦苦筑起的壁垒,央视用这半个小时的无知言论就能轻易冲撞,细想一下这其实是很恐怖的事情,道阻且长,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
本文作者:艾柯
作者微博:@舌尖要越舔越形而上 文章来源:http://weibo.com/p/1001603792907357322937

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同乐的活动是去年在宽窄巷子附近的一次沙龙,后来又参加了酷儿影展和两次彩虹工作坊,再接着就是两次坎坷的“发聲”大会。从在欧美电影里看着彩虹旗和骄傲游行,到亲身拿着彩虹旗和宣传手册去做街头反歧视倡导,其实并没有多久的时间。

有次和一个基佬朋友聊起这些事,他却显得很不理解。我问他:“为什么你从来没想过去参加一些同性恋公益活动?”他说:“我觉得没有必要吧,再过个十年二十年,自然而然就同性婚姻合法化了。”大概有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我想说的却是: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权益的争取和社会的进步是所谓“自然而然”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然是有一些人曾为其付出过流汗甚至流血的努力。如果你认为一切是“自然而然”的,不过是因为你没有看到这些努力。可是尽管如此,这些人的行动,乃至这整个进程的发展,并非与你无关,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深系其中。 这个朋友问“为什么?”我却想问“为什么不?”当不论十年还是二十年后,有朝一日平等和自由真正到来的时候,我只希望我可以对自己说——“我不是那个坐享其成的人,我曾经为这一进程尽过一份力,为自己尽过一份力。”否则你难道不会有一份心虚,“凭什么并非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享有着这份权利,而我属于其中幸运的那些?”如果你从来都是袖手旁观,你又是不是配得起这份幸运?

还有一次在蓝顶艺术馆的酷儿影展上,有一个拉拉朋友指着海报对我说,她觉得“边缘群体”这个词很怪,“同性恋”这个词也十分陌生。当然,她可是写出过“对我而言的客观有千千万万种,而主观唯独一种”的人,主观上谁会觉得自己是“边缘”?我们又难道可以从别人的身体出发理解世界吗?然而作为一个社会人,我们谁都逃不过贴标签和被贴标签:“同性恋”这个词必然是被非同性恋的人发明出来的,也仅仅对于非同性恋的人才具有其意义;当我们自我认同,我们除了认识自己,更是在认识不得不映入他人眼中的我们自己。所以即便一个同性恋者面对其他的同性恋者和同性恋社群毫无归属感,他也永远无法摆脱这个标签,这根本并不是一件有选择的事。唯独可以选择的是,是否要凭着一个标签去隔离别人、束缚自己。

这个朋友还说她几乎不曾觉得自己受到过“歧视”。我想,这是因为她身处一个不错的环境,有一定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力,也有选择地去筛选开放、文明的人做朋友,我们很多人也是如此,我们是幸运者。我们甚至强壮得可以不理会传宗接代和结婚生子的所谓传统道德和社会规范,我们对着因为被嘲笑被歧视而自杀的人说这是“太脆弱”,对着藏在柜子里的人说这是“不够勇敢”,可是周耀辉说:“这是典型强者的看法,但我向往并且争取的社会,不是一个只能允许强者,而弱者必须受苦的社会。”就像衣食无忧的人是有可能忽视贫困的存在的。但身为幸运者和强者,和身为异性恋者是一样的:“假如我们真想知道,是可以知道的。”切勿因为没有亲身体验过歧视,就忽视歧视的存在。

更何况,并非只有激烈的言辞和行动才是歧视的表现,如果认真追究起来,各种各样的歧视简直无处不在。我们当然总可以假装自己是自由的,只要没有人来戳破——就像一个盲人不会时时记得自己是盲的,除非当他被一块石头绊倒,才会突然痛苦地记起来——有时一个性少数的标签给人带来的也是这样的一种disability。她说自己不曾感觉被歧视,可是当父母、老师、上司、陌生人问:“你有男朋友吗?”她大概也无法毫不犹豫地说:“不,我喜欢女人。”

和咬牙切齿的鄙夷和仇恨一样糟的还有don't take you serious。有一次在讲座上,梁中和老师讲到古希腊崇尚男男恋情,台下突然都笑得很猥琐;还有一次学校小剧场演《死无葬身之地》,弗朗索瓦对吕茜说:“我又不跟他(若望)睡觉”,台下也是笑得一样猥琐——那种恶感真是一辈子都忘不掉。还有很多次,当看到香港老电影里的各种同性恋笑料,我不知道这为什么好笑,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笑。包括“Don't ask. Don't tell.

”,包括愈演愈烈的消费和猎奇心理,包括“好基友”这种流行词和腐文化现象,这些都并不是“歧视”,可是无一不在迫使我们反思。

这位拉拉朋友还颇为反感同志公益活动中的一些措辞,比如“接受”、“包容”和“我不歧视同性恋”,我们还谈到双性恋、跨性别、酷儿、性别角色和性取向的流动性、少数群体内部的少数群体等等,包括发聲重庆大会的嘉宾C先生认为我们的宣传中应当用更广泛的LGBT取代单一的同性恋。我非常同意这些观点,但认为在实际操作中,是可以接受“策略性妥协”的,而且总是要一步一步来,不可能一步到位。比如面对一无所知的人和恐同者,我们只好从“接受”、“包容”、“爱不分性别”、“性取向是基因决定”开始说;面对已经稍具相关知识和理解力的人,我们才能够说双性恋、跨性别、酷儿,甚至几十种性取向。即便这不够政治正确,总也还不算太错。

首先我们明确的是“应不应当去行动”,其次才是“如何行动”,而这是应当在行动中逐步探索和讨论的问题。看到其他人在行动,有些人只面无表情地留下一句“这没有用”,转身就继续逆来顺受,似乎看不见了就可以假装不知道、假装没经历过了——这种人是连面对都不敢的懦夫,连Loser都称不上,因为他们根本没勇气入局。还常常有些人,居然可以轻描淡写地说:“我觉得现在已经足够自由/民主/平等的了。”诚然,今天的状况比起几十年前已经好太多了,可是你确定这样就已经足够了?如果这些人不是随口说说而是真心这样想,我当真很羡慕他们的知足。既然追求如此不高,又何必辛辛苦苦做人?下辈子投生成猫猫狗狗花花草草,大概于他们而言才更合适。我也很想看看,假如他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身在朝鲜,又是不是还能够保持这样的知足?

有一位观众在“发聲”活动取消的微博下面评论说:“我喜欢台湾,那里比起大陆更自由。”我想说的则是:“不管台湾还是欧美还是大陆,都是从像今天这样的困难中走过来的,都是从保守一步一步走到开放和自由的,人家只是比我们先行了一步或许多步。与其羡慕嫉妒恨,不如亲身参与来一步一步地追赶,崎岖坎坷是肯定会有的,但总有一天会实现,迟或者早。”另外,“‘理想主义就是有耐心。’理想主义之于「发聲」应当是:不成功并不等同于失败,当我们一次不成功,两次不成功,第三次四次仍然要去做,仍然要全力以赴直到最后一分钟。当也许第十次我们成功了的时候再回头来看,这一路走来的坎坷和辛苦绝对不会是徒劳无功的,每一步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

于飞说希望团队的每个成员都针对#发聲重庆大会被取消#写一写自己的感受,但以上这么多其实都不是感受,只是两句话:“应不应当去行动?应当。”而我的感受则很简单:当这次在重庆甚至上次在成都的“发聲”遇到阻碍的时候,我并没有太多惊讶——正是因为知道存在着这些无理的歧视、约束和阻挠,我们才之所以有发出声音的必要性。

另外,活动被取消之后许多人的反应甚至让我觉得欣慰。也许在此之前,许多人是没有意识到这些局限和困难的;在此之后,则有更多的人意识到了。原来今天在这片土地上,同性恋们可以照常地谈爱、谈性、谈文化,却不可以谈平等、谈权利?每一位观众大概都在这”被缺席“的过程中感受到了现存的愤懑和不公,还有更多的人也在围观中留下了记忆。

尽管活动现场的二百四十个座椅是空荡荡的,却其实没有一个人在此次事件中缺席。即便未必要亲力亲为地去组织、去推动,对于这些同志公益活动而言,参与其实就已经是一种行动了:参与就是改变,参与就是希望,参与就是见证。即便个人的努力可能微不足道,即使可能收效甚微,“相比到达的地方,同行的人更重要。”

“权利的争取和社会的进步是水滴石穿而非一蹉而就。所以当我们今天不成功,我们仍然是在书写历史。上次成都场出现变故时马修对我们说“对不起我尽力了”,而这次我们整个团队可以对所有观众和支持者说“对不起我们尽力了”——能够尽力也是幸运的,对着空荡荡的坐席其实也并没有遗憾。”尽力却没有成功是无需遗憾的;如果当有一天你因歧视和不公而受创,而忍不住问“为什么”,而痛苦地渴求平等,却发现自己竟然从未为平等的争取做过什么——这才是真正的遗憾。

本文作者:于飞
作者微博:@于飞_成都同乐 文章来源:http://weibo.com/p/1001603791155216182243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与6月的成都一样,在活动原定日期的前一周,接到场地方不能租赁场馆的通知。当即心里一沉,料想本次活动凶多吉少。而真正突如其来摆在面前却是临到活动的前一天:12月20日,我从成都赶到重庆,卸下了运送的物资,正吃着火锅,接到晓冬语气凝重的电话,急急忙忙的赶回现场。

进门只见左手边整面墙贴着“发聲重庆大会”的喷绘,上有“粉我@马修二世”的戏谑之语,右手边随意的堆放着杂物和两个水牌,写着“发声SpeakOut重庆大会 直行!”,原本作引领观众之用。循着话语声,一转角,只见远端架着一张整面墙大小的LED屏和一个小小的彩虹讲台,不大的空间里一排排的摆好了座椅,近处还搭起了两层阶梯以便后排观众观看。每一张座椅背后都贴上了一张白纸,印有活动微博、微信和效果评估问卷的二维码。几个志愿者正在调试屏幕和设备,另有几人在过道上一层一层的铺着彩红地毯,煞是好看。

这一派忙碌景象不禁让我错觉:难道刚刚是我多虑了,活动似乎还能办得下去。我问马修,他说:“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完。”这话听得我心头一动,想起他几日前发的那条微博:“这时候,结果已经不重要了。把该走的过场走完,该摆出的姿态摆的彻彻底底,该说的话讲的清清楚楚,再好死。木心说‘理想主义者的意思就是有耐心’。多耗一分钟,就是多博弈一分钟,对后来的人就多一分钟的经验可以吸取。这道理很简单,乱起来怕想不起来。”这是他的微博中我特别喜欢的一条,结合今日这句话,不得不感慨经历了半年前那场何其相似的变故,他变得成熟了许多,应对起来也更得当了。我一边和晓冬等待着最终的结果,商量着应对之策,一方面颇有些木然的看着志愿者们在每一张板凳上摆上彩虹旗,撕去板凳上的包装,打扫卫生,耐心的粘贴有些滑溜的彩红地毯……仿佛一切变故都未曾发生,明天会如期而至。

下着雨,直到午夜,才正式收到消息说活动黄了。场地方言辞委婉,始终没有说出那个大家心知肚明的原因,想必也有不能说的苦衷,只能陪着掩耳盗铃。倒也没觉得更难过,原本就在意料之中。纵使苦苦哀求奇迹的发生,但此刻已没有人可以帮得了我们,他们强势的心意又如何可能改变呢?目前所能做的,就是按照之前讨论的应急计划,一步一步的撑到最后,能做多少是多少,真应了马修那句“多耗一分钟,就是多博弈一分钟”。几番催促,大部分志愿者和讲者终于在接近一点钟的时候恋恋不舍的回酒店休息了,只剩下晓冬、马修、章北海、达达和我等着迟到的工人来安装音响。突然安静了下来,疲惫和失落悄然弥漫,马修颓然坐在醒目的舞台上,用他那“销魂的内八字”彰显着欲哭无泪的悲伤。仿佛听到《禁色》的旋律,原来章北海也喜欢坂本龙一的这首歌和这部电影。不知在哪里见过一版翻译,尤其喜欢那一句:“吾爱着禁色之衣/吾信之 穷尽来生”。

活动既然被取消,场地在原定时间内想必是无法使用了,所能利用的只能是上午的时间。我们借口撤场,争分夺秒的录制讲者视频,面对空荡荡的观众席,既觉得讽刺,也觉得心酸。同时,虽然昨日凌晨已经发短信、发微博通知观众活动取消,仍需电话确认,致歉,告知退票事宜,联系观众(尤其是专程赶来参加本次活动的外地观众)参与下午的讲者见面会。日近中午,当录到最后一名讲者的时候,突发变故,不得不慌乱撤离现场。随后场馆也被强行封闭,不得进入。对方会在20日晚上突然发难,必然跟我们通知观众活动地点有关;而今日之事,则可能有内鬼混进了现场,抑或混进了我们团队内部。所幸事发之前我们已经完成绝大部分讲者视频的录制,基本不影响随后视频在互联网上的传播,这也算不幸中的万幸了。因此,在参与讲者见面会人员的甄别上我们格外小心,不愿连最后的声音也消于无形。

见面会原本不过是一场“聊胜于无”的小型沙龙,却不想来了67个人。沙龙本是以分享和交流为主,然而在幽兰妈妈和Ken仔的带领下,讲者将这里变成了自己的舞台,慷慨激昂的分享了各自的演讲,活脱脱的打造了一出迷你版的“发聲”。演讲的魔力彻底催化了现场的气氛,喜悦和感动爬上了大家的脸庞,就连我们这些原本提心吊胆或灰心丧气的组织者也不由得开心了起来,恨只恨团队成员不能悉数到场,否则也不枉大家为这活动付出了那么多心血。

至此,“发聲重庆大会”总算是结束了,几日不得好眠的组织者们也终于可以倒头安睡了,哪怕还带着些许遗憾和不甘心。然而,世间之事,“祸兮福所倚”,正如半年前(6月17日)我写道:“那些经历的苦难,终将成为财富”。纵使辛苦而惊险,却没有志愿者在这些变故面前选择退缩,甚至没有人抱怨。这半年共同经历的那些悲伤、喜悦、失落和成就使我们成为坚定的同行者。正如艾柯说的,“能够尽力也是幸运的,对着空荡荡的坐席其实也并没有遗憾”。陪我们一起面对强权,面对困难的不仅仅是志愿者们,还有千千万万理解我们,支持我们的伙伴、观众和社区同仁。他/她们的安慰、鼓励和支持是我们付出最好的回报,也是我们坚持“发聲”最强大的动力。 也许是缘分,“发聲”总离不开21。“发聲成都大会”最初是定在6月21日,几经波折推迟至9月21日,而这次则是12月21日,也是我的生日。能在这样的大悲大喜中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度过这个生日,我何其有幸。若干年后,当笑谈这些荒唐旧事时,或许会发现这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个生日!

——“相比到达的地方,同行的人更重要。”

2014年12月24日
于飞于成都

通讯记者:考拉
Speak Out成都大会(2014)视频

经过长达175天的筹备,由发聲团队创办的社会创新型项目“发聲Speak Out”演讲大会顺利在成都举办。该项目以LGBT(Lesbian女同性恋、Gay男同性恋、Bisexual双性恋及Transgender跨性别者)议题为核心,通过演讲大会及周边活动的方式展开,旨在借此让公众听到LGBT人群的声音,创造一个自由讨论的空间。

“Speak Out成都大会(2014)”以“听见同性恋”为主题,邀请了来自两岸三地的七位讲者,各自用18分钟时间,叙述他们截然不同的人生、发表他们独具一格的见解,真实的还原中国同性恋者们的生活,并对诸多相关议题进行探讨。大会获得了来自上海骄傲节的捐赠,以及淡蓝网、同性恋亲友会等众多社会机构的支持,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观众参与,并获得了良好的反响。

发声之路

据项目发起人马修介绍,本次“Speak Out成都大会(2014)”起源于一些志愿者们私下的一次茶话会,“成都高校当时举办了好几次TEDx大会,而中国的同志是缺乏公共空间讨论同志议题的,那时我们就在想,是否也能够组织一次同性恋议题的‘TEDx’。”

“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最后组织了这次大会。而之所以取名‘发聲’,则是因为目前国内太过缺少LGBT人群的声音,而我们希望能更多地填补这一空白。”对于活动名称,马修这样解释到,“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借此鼓励更多的非同性恋群体参与到这个进程中,让更多人看见生命的不同可能性。”

马修提到,正式敲定项目并对外公布后,活动随即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响应和支持,不仅邀请到众多出色的嘉宾现场分享,还通过众筹与捐赠为大会的举办筹得了经费。

从一个偶然的想法,到一个别开生面的演讲大会。发声之路尽管坎坷,却也同样异常坚实。

发出声音

经历各种坎坷,9月21日下午14时35分,在开场视频《幸福的守望者》后,Speak Out成都大会(2014)终于拉开了序幕。

上半场“生命的河流”着重于分享与同性恋者相关个人经历。淡蓝网CEO耿乐以《从一个人到一千万》为题叙述了同志社交软件Blued的诞生与发展历程,从最初的互联网网站到移动互联网产品的渗透,从一个个体生命,到超过30人的运营团队,用户逼近千万值;独立电影人杜海滨从一个异性恋纪录片导演的角度,讲述了同志影像在摄制过程中的故事,回顾了十年前拍摄纪录片《人面桃花》的历程;成都LES爱心工作组负责人于是分享的《曾经忘却的声音》将目光投向老年拉拉的生存环境;而和爱人鞠家仲相爱了三 十年的李伦佐则以《我们的爱情,三十年》为题为观众展现了同志恋人最真实的一面,带我们回到了1980年代的中国同志。
下半场的“探索中的未来”,更多侧重于同志运动与社会效应。重庆女同母亲小莉妈妈以《我的同志女儿》为题从同志母亲的角度阐述了她的对同性恋者的认识,分享了她作为一名母亲,接纳自己的同志女儿的心路历程;之后